韩廷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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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廷杰,教授,1939年12月生于河北省蠡县,1960年至1965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梵文和巴利文,受教于季羡林教授和金克木教授。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佛教,现为研究员。曾于1987年至1989年赴斯里兰卡研究巴利文和上座部佛教。

简介

939年12月生于 河北省蠡县西滑村,1960年至1965年在 北京大学东语 系学习 梵文和 巴利文,曾受教于 季羡林和 金克木两位大师的韩廷杰是一位知名 梵文及佛学研究专家,现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。生活中的韩教授朴素温和,70多 岁的人了,和他的老师一样谦虚斯文,讲唯识,讲佛学因明,谈起 佛学问题,温和如常,行坐饮食,都极有礼。

主要著作

1.《三论玄义校释》,北京 中华书局,台湾文津出版社;

2。《印度佛教史》,台湾文津出版社;

3。《唯识学概论》,台湾文津出版社;

4。《三论宗通论》,台湾文津出版社;

5。《中论译注》,台湾佛光出版社;

6.《成唯识论译注》,台湾佛光出版社;

7. 《大史》(译自巴利文),台湾佛光出版社;

8。《岛史》(译自巴利文)台湾慧炬出版社;

9。《新译大乘起信论》,台湾三民书局;

10.《佛经知识宝典》, 四川人民出版社;

11.《唯识宗简史简论》,上海佛学书局;

12。《妙法莲华经译注》,吉林联合文艺出版社;

13.《惊梦记》(译自梵文),中国戏剧出版社。

14。《成唯识论校释》,北京中华书局。

15。《南传上座部佛教概论》,台湾文津出版社

16.《梵文佛典研究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在权威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。

采访问答

1960-65年

我于 1960-1965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梵文和巴利文,当时的校长是陆平,他刚上任不久。他的前任是马寅初校长,我刚进北大时,看到墙上贴着很多大字报,批判马校长的“人口论”。马校长认为:中国人太多了,应当控制人口增长,要搞计划生育。这种观点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,毛主席说:马寅初只看到人有张嘴,要吃饭;他没看到人还有两只手,能干活。 周总理做马寅初的思想工作,让他承认错误,写个检讨。没想到马校长很强硬,决不认错,只好下课。于是调铁道部付部长陆平接任北大校长。

在北大时

我在北大学习期间,感到北大的学术气氛很浓,经常请国外知名学者来校做学术报告。学生学习很刻苦,每天背着书包在宿舍食堂图书馆教室四个地方来回跑。书包里除装书以外,还装着碗筷,当时,有个谜语:北大同学的书包。打一个人名。标准答案是:里(李)盛(承)碗(晚)。李承晚是当时南朝鲜的总统。

谈季羡林先生

认真负责

我在北大学习期间,教我们专业课的是季羡林教授和 金克木教授,两位老师轮流上课,一年级时季先生讲语法,金先生讲例句。语法讲完以后,开始选读梵文名著。季先生讲梵语文学名著,包括民间故事、小说、戏剧、诗歌等。金先生除讲梵语文学史以外,还讲印度古典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名著。到五年级,金先生继续讲梵文课,季先生开讲巴利文。因为巴利文和梵文类似,略微一讲就懂了。

我们班十七个同学,专业课每天都有,可见两位老师为我们这班学生付出很多心血。两位老师讲课风格很不一样,季先生的梵文是从德国学来的,他讲的语法经过德国人的整理加工,简明扼要,条理很清楚。金先生的梵文是从 印度学来的,所以,他讲的课是走印度的传统道路。他能背很多梵文诗歌,得意时还能像我国老先生唱古诗一样,他能摇头晃脑唱梵文诗歌。一个梵文问题,让季先生讲很简单,让金先生讲可就复杂了。季先生五分钟就能讲清的问题,让金先生讲起码要半个小时。

因为两个人讲课风格很不一样,时常闹点小矛盾,金先生说季先生的讲课方式是“资本主义”的,季先生很不服气,说:“我这资本主义总比封建主义好吧?”金先生在印度学习期间,印度的社会性质是封建主义。金先生是九三学社的宣传部长,季先生是共产党员。北大党委统战部得知二人的关系后,曾经劝告季先生:“金先生是我们的统战对象,您应当和他搞好团结。”

季先生长期担任东语系主任,他实际教的学生只有我们这个班。60年以前他没讲过课,文化大革命以后,他只是辅导研究生,梵文课由我的同学张保胜等去讲。季先生给我们上课时,通常是在东语系后边的平房,楼内教学室让给外教使用,季先生长久以来患有皮炎,给我们讲课时常用手在胳膊上抓痒。看了他的《病榻杂记》才知道他的皮炎已经发展为皮癌。

季先生授课认真负责,他把梵语文章发给我们,让我们预习,上课时让我们先讲。如果我们讲错了,他给纠正,搞得我们很紧张。因为经过自己思考,印象很深。

生活简朴

季先生生活俭朴,经常穿很旧的中山装、布鞋,在这方面闹出很多笑话。传说有个学生带着很多行李外出,见到季先生,以为他是老工人,很不客气地说:“老头儿,帮个忙儿,给我拎包儿。”季先生真的为他拎包儿,送他出校门。又传说他去办公楼参加校务会议,把门的人以为他是工人,不许进门。得知他是副校长后,才放他进去。吃饭也不讲究,我在他家吃过饭,师母(已过世)给我一碗面条,一个鸡蛋。我的师母很慈祥,是个文盲。季先生这样一个大学者,和一个文盲夫人白头到老,应当成为当代青年男女的学习榜样。

季先生最崇拜的前辈学者是陈寅恪和汤用彤,和我们聊天时经常赞美这两位学者,过年过节时,他只看望汤用彤副校长,还把我们的作业本拿给汤先生看,汤先生赞美我们学得好。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孩子的幼稚动作,使父母很开心。季先生在我们面前经常提到他的同学胡乔木和乔冠华,说:“我们同学当中,我是最没出息的,胡乔木是中央领导,政治局委员。乔冠华是外交部副部长,出头露面。”

毕业后,我们同学有的留在北大,有的分配到中国社科学院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我的两位老师都被“打倒”了。北大东语系又把我们叫回来,对两位老师进行批斗。主持会议的人说:“他们是杀人不见血的侩子手”,当我们上台发言念“最高指示”时,两位老师都鞠躬认罪,像往常一样,季先生穿着褪色的中山装,金先生穿着很旧的对襟小褂,他们面黄肌瘦,深度驼背,很显然,他们受了不少苦。我想他们肯定痛恨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不孝子孙。其实不然,文化大革命刚过,季先生把我们召集到一起,给我们讲治学方法:当您要研究某个问题时,先要了解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,确定自己的突破目标。还召集我们同学开会,交流国内外印度学研究信息。还为我翻译的《惊梦记》写序。师生之情,一言难尽。

筹办南亚研究所

文化大革命后,季先生曾赴 德国哥廷根大学看望他九十多岁的老师,把他翻译的八册《罗摩衍那》送给他的老师。他的老师没有赞扬他,反而说他没出息:“翻译《 罗摩衍那》有什么了不起?会梵文的人只要下工夫都能翻译出来。你是中国人,你应当研究吐火罗。你们中国保留大量吐火罗文资料,我们外国人想看都看不到。”回国后,季先生经常对人说,在老师面前挨骂比受表扬还亲切。

北大是 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,两派对立情绪很重,季先生曾想离开北大,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南亚研究所。北大领导获悉后,坚决不同意,说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挖北大的墙角,并于1978年提任季先生为副校长,北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南亚所,由季先生等筹办。他作好规划后,要向 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汇报。胡院长获此消息后,亲自到季老师家。南亚所就在两位老同学策划下诞生了,季先生任所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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